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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时间_美高官: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常化,中国和伊朗是最大

来源:未知   作者:不详   发布时间:2021-09-10 06:07   点击:803次
摘要:据俄塔社9月3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周四在接受美国电台节目主持人休休伊特采访时称,中国和伊朗将成为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关系全面正常化协议一事上的
据俄塔社9月3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周四在接受美国电台节目主持人休·休伊特采访时称,中国和伊朗将成为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关系全面正常化协议一事上的失败者。
奥布莱恩称,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将改变中东的局势”,“经济、文化联系将达到不可思议的水平,将开启大量投资……对协议缔约国来说,这是一项惊人的协议”。
罗伯特·奥布莱恩资料图
奥布莱恩认为,“此项协议的最大输家肯定是伊朗和中国。以色列人将在美国以外获得新的投资来源,我认为将签署很多交易,而这些交易将迫使中国人退出以色列的科技市场。此外,我相信安全领域的合作即将加强,这对伊朗将是极为不利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8月13日宣布,以色列和阿联酋已就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暂停将其“主权”延伸至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此项领土“吞并”计划是此前美国解决巴以冲突计划所规定的。以色列和阿联酋的代表团可能很快就会签署双边协议,包括投资、旅游、安全、电信、技术、能源、卫生、文化、环境和互设大使馆。
奥布莱恩还表示,美国希望新一代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取代目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
这位美国总统助理被问及,就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来看,巴勒斯坦是否有能力为解决中东问题提出任何新的倡议。众所周知,巴勒斯坦宣布从阿联酋撤回其大使,并称阿以关系正常化决定是一种背叛和“对阿拉伯和平倡议的破坏”。奥布莱恩表示,巴勒斯坦青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青年一样,希望保障自己有住房,组建家庭,实现美好的未来。奥布莱恩认为,目前与巴解组织有关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他们有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的思维模式”。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资料图
奥布莱恩称,“我们需要新一代年轻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他们希望自己、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和邻国以色列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实现那个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很快握住我们的援助之手。”
被问到是否有可能在将来再出现类似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缔结的那种协定,奥布莱恩表示肯定。奥布莱恩总结道,“我相信会达成协议,但那与美国11月3日的选举日程没有关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马克龙表示法意关系恢复正常的时间

(彭博社)-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试图冷却与意大利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外交争吵,称如果没有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欧盟就无法生存。

中美关系正常化时间_美高官: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常化,中国和伊朗是最大

“有一个误解,有过多的陈述,但我们需要超越,”马克龙在周日接受意大利Rai1电视网采访时表示。“与罗马对话至关重要。”

最近几周,法国与意大利的政治关系达到了战后的低谷,两国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包括欧盟的预算规则和高速铁路的未来,即TAV。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副总理路易吉·迪马奥(LuigidiMaio)在2月访问黄背心抗议运动成员时,激起了法国的反应。这促使法国召回其驻巴黎大使进行为期几天的磋商。

迁移紧张局势

移民是两国的另一个闪光点。马克龙批评另一位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Salvini)阻止一艘移民船在意大利降落,然后拒绝让这艘船停靠在法国,引用国际首先到达国家的规则。萨尔维尼回应称马克龙为伪君子。

“移民流动过于持久,欧洲团结一直缺乏,”马克龙说。“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团结,我们与非洲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相互关联的,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政策来稳定流动。“

马克龙还表示,他将参加5月2日与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共同庆祝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活动。

中苏关系恶化时间,越南领袖不满反华投奔中国,为中越关系正常化出力,葬于八宝山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应邀正式访华,僵持了30多年的 “中苏交恶”终于迎来了和解的曙光。
此前两国政府为了这一天已经进行了长达7年的政治磋商,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总书记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还是选择了与中国恢复正常化关系,可谓好事多磨。
为了两国政府可以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82岁的邓小平甚至告诉苏联政府,“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如此令人折服的气度最终让戈尔巴乔夫决定来华访问,开启中苏最高级别对话。
一、中苏关系开启“破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不到两年,美苏这两个大国就开启了争夺世界“头把交椅”的冷战。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不参与各方“集团”纷争的原则,这也让苏联这个“老大哥”非常不满。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愈演愈烈,苏联拉拢中国之心也越发明显。尤其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当政之后,苏联政府一直想方设法把中国捆绑到他的集团中去。
面对赫鲁晓夫的指手画脚和傲慢行径,毛主席一忍再忍,终于在1958年双方的矛盾爆发了。
“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两件事彻底触碰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对于这种觊觎中国主权的无理行径,毛主席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
第二年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就下令停止对华一切援助,尤其是撤回援华“核项目”的所有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及专家组。
也正是在此时期,中苏关系迅速降至冰点。
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时,苏联不仅常年在中苏、中蒙边境摆出大军压境的态势,还扶植越南在我国西南连续“搞事情”以达到牵扯精力的作用。
面对苏联南北夹击的策略,隐忍多年的中国政府终于在1979年果断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教训了越南一下。随后10年间的两山轮战不仅让越南疲于奔命,也让苏联持续为这个“小兄弟”出血。
本来和北约集团的冷战就让苏联头疼不已,再加上为了遏制中国而采取的南、北、西三面包围策略,长此以往苏联已经显出疲态,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为此苏联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战略调整,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修复中苏关系。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公开发表讲话,希望改善中苏的关系,这也成为了两国“破冰”的契机。
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对中国政府抛出“橄榄枝”,就是因为苏联实在是要扛不住了。
其实事后证明,苏联的这步棋还是下晚了,如果再早十年想明白,也许不会有后来的灭顶之灾,或者至少可以延缓苏联衰败的速度。
当时横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之间的障碍一共有三个,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南、北、西三面包围策略。
为了威胁中国,苏联自从6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的北方长期大量驻军,并且不时发动小规模越境挑衅行为,搞得双方一直剑拔弩张。
既然要长期大量驻军就会耗费不小的军费开支,尤其当时中国已经依靠自己成功研制了核武器,苏联就处在一个打又不能打、撤又不能撤的尴尬局面。
为了进一步牵制中国的精力,苏联又想出了扶植越南的方法。
在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金钱后,不知天高地厚的越南终于彻底激怒了中国政府,本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结果20几天的时间就被中国军队打到了首都河内附近,越南北部所有军用、工业设施损失殆尽,一夜间被打回了解放前。
然而此时的苏联也只是嘴上喊了几句谴责,硬是没敢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当然这还要归功于“邓小平访美”这步好棋,他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就轻松化解了苏联的如意算盘。
北面进退两难,南面的“小兄弟”不争气,苏联又动起了西边的主意。
1979年12月,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干掉了“不听话”的阿明,重新扶植了卡尔迈勒亲苏政权。
如果苏联成功统治了阿富汗,那不仅可以威胁中东产油区,还可以南下印度洋迂回争夺欧洲,并且在中国的西面开辟战场也可以起到压制作用。
虽然苏联的这三个策略都被证明是“昏招”,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却让中国政府如鲠在喉。
所以当1982年苏联想要同中国讲和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三大障碍”,想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些问题。但先解决哪个、后解决哪个,可是大有学问的。
首先邓小平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外交部发表了“听其言、观其行”的简短回应,既不拒绝也不附和,这就给后面的磋商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像中苏两国这种已经对立了几十年的情况,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进行最高级对话的,需要一个由低至高的递进式磋商过程。
1982年10月的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中苏双方均派出副外长级别特使见面。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两国终于打破了“只对抗、不对话”的僵局,而且预示着中苏关系将逐渐缓和。
但就在第一轮磋商顺利结束的一个月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到底中苏关系的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此时邓小平决定来一场“葬礼外交”,他委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肩负重任的黄华在参加完葬礼后见到了新一任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
黄华在转达了中方对他继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祝贺后,还表达了中国政府真心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努力,让两国逐步恢复正常化的态度。
并且在第二天,黄华还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对其强调如果想要让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来消除障碍,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先做一两件事,例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先让越南撤军
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提出先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最小,也最好实现。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中苏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布置下重兵威胁中国已经快二十年了,两国关系刚刚开始“破冰”,此时要求苏联撤军显然不可能,在双方关系真正正常化来临之前,苏联绝对不会放松对中国的威胁。
再看西面的阿富汗战争,此时虽然苏联已经扶植起了亲苏的新政权,但是他也陷入了与阿富汗众多反政府武装的无休止战斗中,这些反抗军背后就是美国、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在进行援助。
但由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双方一直处于僵持态势,此时让他承认失败撤出阿富汗也是不可能的。
最关键的是,不论北部策略还是西部策略,都是苏联亲自派遣军队直接介入,如果中国政府提出让其解决这两个问题,“老大哥”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很可能直接谈崩。
但越南问题就不一样了,毕竟苏联没有直接派遣军队参战,只是在背后给越南提供着援助。只要他停止援助,再给“小兄弟”放个话,越南自然就会从柬埔寨撤军。
中国政府要求首先解决越南撤军问题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虽然北部、西部问题都是不小的障碍,但是毕竟不是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但如果越南侵占了柬埔寨,再加上老挝,那么就会严重威胁中国向南的国际贸易通道。
对于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东南沿海贸易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当时的苏联政府并没有理解中国的善意,只是一厢情愿地想恢复两国关系,但并不想解决这三个障碍,越南撤军问题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1986年。
在此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才真正出现了转机。
其实从1982年到1985年,邓小平多次通过各个国家及各种渠道向苏联表达了“想要中苏关系正常化,必须先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要求,但执拗的苏联政府一直避重就轻,想要回避这个问题,直到戈尔巴乔夫上任,才不得不正式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82岁的邓小平委托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他带来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
面对如此气度的中国前辈,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再装傻充愣了,而且希望能够对苏联进行一系列改革的他也有着急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难言之隐”。
多年的冷战以及遥遥无期的阿富汗战争早已慢慢掏空了苏联的腰包,再加上在中国北方边境庞大的军费开支,更让戈尔巴乔夫头疼不已。如果此时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且削减甚至停止援助,至少可以让他松一口气。
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想让越南“搞定”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进而牵制中国的意图永远无法实现。
从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军队就与越南展开了长达10年的轮战,对于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毫不费力。
但越南这样一个小国,不仅要和中国作战,还要在柬埔寨与“红色高棉”游斗,简直就是在疯狂的自残。
此时越南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000%,如果不是苏联不停地给它“输血”早就扛不住了。
越南已经成了趴在苏联身上的吸血虫,既然它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那么不如早点儿甩掉这个包袱。
想通这个问题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1月正式答复中国,他认为中苏两国开启最高级别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只握手,不拥抱
就在大家都认为中苏关系的曙光即将来临之际,苏联政府又变卦了。
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头承诺了将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甚至是准备从蒙古撤军,但是就是不提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于苏联这种“出尔反尔”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有很大的反应,只是再次通过各方渠道继续提醒苏联,越南撤军问题才是破冰的重点。
中国有句古话:“不见棺材不掉泪”,苏联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个问题上就走了这个极端,它一直拖到1988年才不得已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苏联国内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边缘,已经无力再去援助越南,而失去了苏联输血的越南也就没有了继续作战的动力,1988年7月越南只得宣布将从柬埔寨分批撤军。
其实6年前中国就给了苏联一个台阶,但执拗的苏联政府并不领情,又白白耗费了无数的财力、物力去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结果在1989年2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全面撤军,对于中国来说三大障碍已经去掉其二。
知道大势已去的苏联也只得顺势找个台阶,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
邓小平在正式会见之前就提出了“只握手,不拥抱”的外交策略,这个细小的外交礼节问题其实是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并且形象地勾勒出了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可谓精妙绝伦,真正的体现了“外交无小事”的精髓。
中苏30多年的对抗终于在此时结束了,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苏两国冰释前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回首中苏关系这恩恩怨怨的几十年,双方其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到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然而苏联为了它的争霸之梦,一路穷兵黩武,最终把自己耗得油尽灯枯。
就在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的两年后苏联解体,这个曾经称霸一方的大国轰然倒塌,晚景凄凉。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不停地刷新着人们对未来的认知。但在此期间的中国一直努力发展经济,为将来的腾飞积蓄着力量,孰是孰非历史早已给出了结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个国家如果走上了争霸之路、发动非正义战争,最终的结局都将是惨淡收场,苏联和越南就是典型的例子。
未来的世界是合作共赢的世界,任何妄图依靠武力霸凌他人的国家及势力都将走向衰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奉行和平共处原则,但是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从不惧怕敌对势力的威胁。
最后奉劝那些妄图给中国“捣乱”的国家及反动势力,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不要妄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只有将对抗转化为合作才是正确的思路,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一起打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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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家族关系4,越南领袖不满反华投奔中国,为中越关系正常化出力,葬于八宝山

在北京西部石景山区有一座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是我国军队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高级人才以及革命烈士的埋骨地,同时也埋葬有身份特殊的国际友人。
越南领袖黄文欢
比如,前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就埋葬在这里,至死未回归故土。为何黄文欢作为曾经的越南领袖,会来到中国,在这里终老并安眠于此呢?这得从黄文欢的经历说起。
黄文欢一直以来都在为寻找救国之路而奋斗,1925年,当听说中国广州开创了政治培训班,自幼学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黄文欢便立即前往了中国,在中国一待就是数年。学成后,黄文欢立即回国,展开革命工作,但因身份暴露,只能再次前往中国一边躲避敌人,一边“曲线救国”。
黎笋集团的迫害
此后,国际形势不断转变,越南分成了两个政权,并打响了广为人知的越南战争,其中,美国援助了南越,而苏联与中国支持的是北越。后来虽说越南终于得到了统一与独立,但越南的野心也就此膨胀,并在中国与美国逐渐修复关系后心生不满,倒向了自己心目中“能力更大”的苏联。在黎笋成为越共的第一书记后,越南的反华情绪更是达到了高峰期。
黎笋集团不光繁华,还“反”国内的华民侨胞、亲华人士,一时间有过中国游学经历或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平民、知识分子、官员都被打压得十分厉害。
投奔中国,献出力量
身份越重的人,越是黎笋集团的眼中钉,黄文欢的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其当机立断,立刻借口前往德国养病,其实是前往中国避难。幸而黄文欢有惊无险地成功抵达中国,没有遭到迫害。而后知后觉的黎笋集团极为震怒,宣布判处黄文欢“死刑”,但也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跳脚罢了。
自此,黄文欢开始了帮助中越关系正常化的不断尝试,撰写了大量歌颂中越友谊的文学作品,还在阮文灵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通过儿子向来华访问的阮文灵传递“密信”。收到“密信”的阮文灵当即决定绕开存有反华人士的越南外交部,直接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探讨中越关系。
阮文灵最终成功与中国领导人签署了有关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有关协议,其中,已经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的黄文欢可谓是尽心尽力,令人感动。
结局
黄文欢病逝后,就葬在了中国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一生为越南发展费心劳神、为中越关系正常化做努力的越南领袖,最终还是没有回到令自己“又爱又无奈”的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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